1949年6月底，父亲梁实秋带母亲和我搭华联轮自广州直达基隆港。下船时，我们三人拖拉着行李，准备踏上这陌生的岛屿，开始一段前途茫茫的生活。我们望着岸上接客的人群，焦急地盼望着能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突然，我大喜过望，连呼：“爸，妈，快看！有人来接我们了！”原来是父亲的清华老同学徐宗涑伯伯派来的人。他们不认识我们，所以只好高举大旗。我们上岸后，立刻走到举大旗的人前，自我介绍。他们就把我们连人带行李装在一辆敞篷运货大卡车上，车上备有三把沙发椅，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坐在沙发椅上，浩浩荡荡地从基隆开到台北。
我们承徐宗涑伯伯和伯母史永贞医师的热情款待，在徐家“轰炸”了三天三夜。后经徐伯伯介绍，得识林挺生先生。林先生得知我们的困境，慨允拨给我们一栋日式房屋免费居住。这栋房屋坐落在台北市德惠街一号。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三年。许多生活的片段，在父母都谢世之后，变得更为珍贵。现略记一二，可见初到台湾时家居生活之一斑。
德惠街一号是纯日式房屋，共有大小五间及厕、浴、厨各一间。另有“石屎屋”一间。“石屎”据本地人说是日人留下来的名词，意思是“水泥”。“石屎屋”内有日式大炕，占半间屋，位于厨房隔壁，由女佣人居住。五间正房中两间是木质地板，另三间是“榻榻米”。我们住“榻榻米”房屋，这是生平第一遭。在“榻榻米”上走路，有时真有要塌下来之感，名副其实。因为房屋年久失修，“榻榻米”下面的木板已经开始腐烂。不过我们适应能力很强，日久知道哪块榻榻米底下木板不牢，就不去踩它。所以可以相安无事。
我们的院子很小很浅，围墙也很矮。院中有香蕉树一棵和另一棵不知名的树，树叶一年不断地变黄飘落，所以天天要扫树叶，因而引起一段不了情，这是后话。香蕉树对我们北方人是非常稀奇的植物。记得在北平时，偶然购得香蕉一串，视为珍品。因而得知台湾为香蕉产地，如今自家院中竟有香蕉树一棵，不禁雀跃。父母亲对这棵香蕉树也另眼看待。父亲每天晚上偷偷地去给香蕉树上“自来肥”。母亲不以为然，说会烧死。父亲说“肥水不落外人田”，似甚得意。我们欣赏蕉叶之翠绿茂盛，下雨时倾听“雨打芭蕉”，颇具诗情画意。观察香蕉之开花结果更给我们开了眼界。父母亲说吃了一辈子香蕉，等到来了台湾才知道香蕉是朝上翘着长的。收割时，我们三人总动员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整串的绿色香蕉抬入室内，等它成熟。想吃香蕉时就走到墙角拉下一只来吃，趣味盎然。
我们迁入德惠街一号时，只有随身带的几只皮箱，除换洗衣服，几本破书外，家无长物。在几乎赤手空拳的经济拮据状况下，父亲独自奋斗，努力赚钱，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。父亲除曾短期（大约半年）任代理编译馆馆长外，一直专任在师大教书，在台大兼课，并在林挺生先生办的大同工职兼课。余下时间则写稿和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，贴补家用。在这么困难的三年中，在父亲的书房兼客厅的那间屋里，发生过三件事情，对我有深远的影响，值得一记。
某日，一位使者送来现款一大包（我不知道数目），请父亲收下。父亲无论如何不收，使者只得带回。过一日，又来，恳请收下。爸又严词拒绝。以后，就没再送来了。
另外一次是一位先生来访，在客厅中谈话声音愈来愈高，最后竟至拍桌对骂，我大骇。不久客人愤愤然而去。我急入室，见父亲面色铁青，骂道：“此人无耻！我不能拿这笔赃钱！”
父亲在金钱上可算做到了一丝不苟，给我们做子女的立下了好榜样。在这以前，父亲的口头禅是“不义之财，分文不取”。经过这两次的身教，这八字箴言对我产生了更深刻的印象。在母亲去世后，一次，我与父亲闲谈，说及“廉”字。父亲说：“一个男人能不能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，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妻子的德行。你母亲比我强，她支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向上。我感激她。”
第三件事是相当神秘的。突然，有一天，三五位便衣敲门要求入室搜查，诡称亲眼看到盗贼遁入我宅。父亲坦然地笑着说：“我们没有窝藏盗贼，如若不信，请进来搜查便是。”这几个大汉不客气，真的登堂入室，假作搜查状，最后竟去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，可见不是抓贼，而是借故调查父亲的思想。耽搁良久，赧然而退。
我那时尚无“隐私权”、“人权”等观念，只觉得很委屈，被人侵犯了。父亲事后颇为震怒，要求当局彻底调查此事。但是父亲以一介书生对付一群权势官僚，当然是不了了之了。